一树闲谈

因为小众 总是喃喃自语

2.1 家务是女人的天职吗?从当代女性外劳看家务女性化的延续性

作者:Riley
萨塞克斯大学电影研究专业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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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罗马》海报

在过去一年横扫奥斯卡、威尼斯电影节、金球奖、英国电影学院奖等全球各大奖项的电影《罗马》(Roma),毋庸置疑引起了人们对于身居社会底层的女性们的关注。影片刻画了一位生活于60年代墨西哥的第安裔女佣形象 —— 克莱奥,她的职责就是专门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索菲娅一家服务。这一形象的灵感来源于导演阿方索·卡隆(Alfonso Cuarón)儿时的印第安裔保姆丽波,因此本片也被称作是卡隆献给丽波的一封亲密的私人家书。

虽然卡隆想要极力营造一个女性乌托邦 —— 克莱奥与索菲娅,出身于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的两位女性,因同样遭遇渣男抛弃而站到了同一阵线上 —— 但他的乌托邦设想并未在影片中得以实现,其中一大阻碍就是这两位女性的阶级差异:

知识分子索菲娅的困境是易于解决的,想要提高收入只要转行就好,旧车不方便停泊只要换一辆更小的车就好;但身居底层的原住民克莱奥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则没有多少选择与出路,怀孕后被男友抛弃就只能独自等待新生命的降临,母亲的土地被强征时也没有能力反抗,流产后还要马不停蹄跟着雇主一家到海边伺候,甚至还要冒自己的生命危险去拯救溺水的雇主家孩子……

这一切都彰显出西方女权运动至今都未能解决的内部矛盾:白人中产阶级女性在60、70年代的女权运动中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但她们忽略了社会底层和少数族裔女性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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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剧照。节庆的夜晚,庄园主人们在明亮宽敞的别墅中喝酒嬉戏,而克莱奥则来到了庄园工人们所聚集的地下室,享受她在工作以外难得的喘息。

克莱奥的命运,其实与大部分亚洲女性家务移工们的生命轨道很相似。以克莱奥为代表的印第安民族,从16世纪欧洲殖民者入侵开始,就沦为了被压迫、被雇佣的边缘民族;而70年代中期开始起步的东亚新兴工业国与中东石油输出国,则吸引了不少主要来自菲律宾、印尼、越南等亚洲贫穷国家的国际移民。这些女性移工们带动身边有着类似生活条件的亲戚或老乡进城或跨国务工,才形成了她们前赴后继地别离家庭与故国,在异乡建立起自己社群的这种局面。

虽然前者是失去当家做主地位的原住民,后者是看似主动向外跨越国界的契约劳工,但实际上她们同样面临着被政策、中介和雇主所歧视、排挤(他者化)的问题,她们的劳动也因其所内蕴的道德价值而遭到了经济贬值。因此,她们竭力寻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也就难以实现,她们通过成为全职的职业妇女而追求的独立,也成了一种「假独立」。

01 被社会边缘化的菲妈:制度与中介共同建构的他者

由台湾导演李靖惠拍摄于1998年至2011年的《面包情人》,就是一部很难得的、纪录了一群从菲律宾远到台湾成为疗养院护工的「菲妈」们的影片。在这13年间,她们从不间断地努力工作、寻求自由与独立,却迫于各种外力而始终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虽然菲妈们的生活中充斥着辛酸与无奈,但她们依然保持乐观心态,为了远在故国的家人而继续勤恳地咬牙坚持着,这些复杂交织的情绪,都被李靖惠捕捉在了镜头里。

从影片开头我们便了解到,这些跨国务工的菲妈们是提前支付了相当于8到14个月薪水的中介费,才有资格进入台湾劳务市场的。出国前,中介机构的培训课会告诉她们,即使要漂洋过海好几年,也千万不要携带全家福,只需带上介绍信,否则会显得你很不「专业」。菲妈们离开自己的家庭,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来到台湾后,却发现自己失去了人身自由 —— 长年被困在雇主家中,想要请一天假都极其困难,更别提有机会回菲律宾看望家人了。片中一位受访菲妈道,「人们都说台湾风景很美,但我在这里工作两年了,还没有去过任何地方。」而另一位菲妈的讲述更是让人唏嘘:「我已经在台湾工作六年,但对于这个地方而言,我仍像个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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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情人》影片截图。菲妈 Lolita 的窗帘上印着台湾的标志性建筑「台北101大楼」,但她实际能踏出工作的疗养院,出去看看风景的机会少之又少。

这种长期被禁锢的高强度劳动状态,大多要归因于台湾排外的外劳政策,同时也是劳务中介公司寻租的结果。台湾从1989年10月起,正式对外籍劳动力进行开放。根据台湾劳委会2008年5月的统计,合法登记的外籍移工数超过36万人,其中外籍家务移工的人数就占到了16.8万人。对于这类低阶移工的雇用,采取的是所谓的客工模式:移工为暂时性的契约所雇佣,不能享有长期居留或入籍的权利。2002年以前,台湾政府限定外籍劳工合约期限最长为三年,而且每位劳工只能来台湾一次,直到02年后才同意「有良好记录」的外劳可再次来台工作至六年,08年后延长到九年。这既低薪、又被中介压榨的三年,曾被辅仁大学应用心理所的李易昆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年是偿债,第二年是还本,第三年才可能净赚。因此,为了节约路费,不被克扣工资,菲妈们只能忍受好几年见不到家人的苦痛。

其实不仅是跨国劳工会遭遇这样在制度上被边缘化、被排挤的困境,即使是在中国国内,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中也呈现出相同的问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曹晋在2014及2015两年间,对她家的钟点工凤英,及另外35名聚居在杨浦区、徐汇区的安徽籍贯家政女工进行了研究。曹晋发现,外来务工们没有城市的住房、户籍和各类社会保障,子女上学无门,因此,即便她们身处繁华都市,也只能「持续地遭受都市家庭从物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进程的剥削」,这些女性的地位其实是在向下流动的。

02 寄回家的钱被迅速挥霍:菲妈的家庭话语权被剥夺

人们出于刻板印象常会认为,菲律宾女性一定是因为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才导致她们社会地位低下,不得不去从事护工与帮佣工作这种低技术的脏活累活。但实际上,菲律宾移工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具有大学学历,或至少修读过大学课程,三分之二的人完成了中等教育。但迫于菲律宾停滞不前的经济状况和腐败的政治现状,人们只能积极寻找海外的工作,即便菲籍女性移工在海外收到如此严重的剥削与压迫,她们获得的工资也要比她们在马尼拉的薪资多两三倍。《面包情人》中被长期拍摄的菲妈们就拥有漂亮的大学学历,也因公立学校所设定的官方语言而具备良好的英语优势,因此她们跟印尼、越南的女性外劳相比要更吃香。但由于菲律宾的大学学历并未得到大多经济条件更发达国家的认可,因此她们只能从事帮佣类的工作。而菲妈们牺牲自己的一切远渡重洋,只是为了她们简单的梦想:让家人吃上饭,让孩子读上书,改变下一代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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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情人》影片截图。菲妈 Baby 身后摆放着丈夫的大学毕业留影。丈夫长年找不到工作,认为自己身为男人没有负担起养家的责任丢尽了颜面,反而愈加意志消沉,不像 Baby 勇敢踏出家门,寻求其他出路。

从70年代起,菲律宾政府将海外移工称作「国家英雄」,以这种象征性的名义提升海外移工的地位,以此鼓励他们多多汇款回国,并对移工携带回国的物品征收高额的进口税。既是菲律宾的「国家英雄」,又是家中的面包提供者,这些菲籍女性移工貌似已经成为新时代的独立女性了,她们并不依靠传统的男人养家糊口的模式来生存。但她们在家中的话语权依然会被家人剥夺:李靖惠跟拍的菲妈 Baby 从来不舍得给自己花钱,总是把自己赚到手的所有钱都寄回家里,供孩子们读书求学,但这些钱总是被孩子们拿去挥霍,也被在家坐以待毙的丈夫拿去嫖赌,等她几年后回到家里,积蓄都被家人用光了 —— 手上没有金钱支配权的人有什么资格谈话语权呢?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柯倩婷将这种女性独立称为「失败的独立」:这些女性的付出甚至得不到家人的认可,更别提想要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可了,正是菲律宾一贯的文化让这种认可无法生根发芽。

03 女佣与女主人的角色流通:女性化家务劳动的结构连续体

传统的劳动性别分工,将妇女囚禁在家庭领域,要求她们无偿地从事家务性劳动,成为家中的被赡养者,并信奉持家教子的传统观念;但同时,严苛的性别分工也要求男性必须在外从事交换性的社会劳动,养家糊口。这种规范的性别意识形态对立在60、70年代遭到了挑战:在西方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中,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们通过廉价购买菲籍女佣的劳动,把自己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没错,这些前卫的西方女性的确在身体上摆脱了被视为女性天职的家务劳动,但雇用外籍女佣、与女佣们沟通的任务,最终还是落在这些女性雇主们身上,她们依然受到了性别规范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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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剧照。女主人索菲娅被出轨的男主人抛弃,克莱奥怀孕后也被落荒而逃的男朋友抛弃,两个秘密被同时揭开,她们只能暂时视彼此为精神依托。

跨国女佣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像 Baby 这样的菲律宾女性外劳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自己的家庭,远走他乡,却是为了去照顾另一个家庭,不论她们去到哪里,都逃不开一个「家」。在菲律宾家中,她们的家务劳动是无偿的,是被赋予了道德价值的「爱的劳动」;来到台湾,她们的护工工作是有报酬的,但由于她们从事的依然是被视为女性化的工作,因此,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蓝佩嘉在《跨国灰姑娘》中提出了「家务劳动连续性」的概念,不论是无酬家务劳动,还是有薪家务工作,都会「因为内蕴的道德价值而导致劳务的经济贬值」。

对于女性外劳们而言,她们还必须远程承担起她们的母职,虽然身在外地,但性别分工的家庭义务依然要求她们竭尽自己做母亲的责任。比如 Baby 就会将她转到的所有钱都寄回菲律宾给孩子读书;人在上海的钟点工凤英也必须每天给留守安徽的儿子打电话,监护孩子的成长。凤英还将代理亲职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婆婆,将自己的育儿经费全权交给婆婆进行开销,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让凤英同时担任了女佣和女雇主两种角色,婆婆的被雇佣看似是尽到了无酬母亲的伦理义务,但这同时也巩固了、合理化了劳动的性别界线。

对于老年和幼小的家庭成员的照顾,高度仰赖亲人提供的无酬劳动,而其中具备良好经济条件的家庭,则可以利用市场雇佣的方式,将这种亲情责任进行外包 —— 不论是台湾女性雇佣菲籍家务移工,还是上海的钟点工凤英「雇佣」自己的婆婆,都是对这种在生产劳动私有化的践行。蓝佩嘉教授对这样的私有化制度表示了自己的担忧:

「台湾雇主和家务移工都在跟父权讨价还价…… 虽然这两类人都跳脱了传统二分的性别分工,成为全职的职业妇女,但与家务劳动相关的性别意识形态仍深刻影响着这些女人的生活感受与自我认同,不论她们是亲自从事家务,还是监督其他女性代理…… 这种私有化的制度安排,助长了家务劳动的女性化与道德化。女人的天职、爱的劳动等社会迷思,强化了女性身为人妻、人母的焦虑,并低估了女人作为劳动者的技术与贡献。」

04 一些前人谈了无数遍,却没有彻底落实的解决方案

首先,人们应当认可家务劳动的价值所在,维护家庭劳动者的尊严。「保姆」「帮佣」「全职妈妈/爸爸」时常会被污名化,但其实上到照顾老弱病残,下到清洁抹洗,都绝对不是毫无价值的劳作,也绝对不是女性的专利。这些工作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与体力,蓝佩嘉建议将这种照顾的责任变成一种公共责任和一份专业工作,国家要重视照顾者的付出并提供一定的保障津贴,避免家庭照顾者的无酬剥削,也确保了照顾的质量。

1975年美国的温伯格诉维森菲尔德案(Weinberger v. Wiesenfeld)中,单身父亲温伯格当时的代理律师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向法庭提出《社会保障法案》中有条款违宪,因为该条款规定只给守寡的母亲福利,而不给鳏居的父亲福利,导致温伯格在独自全职照顾新生儿的同时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金斯伯格认为该法案存在性别歧视。因此,家务劳动不仅是女性的天职,应该鼓励男女双方共同承担持家教子养老的义务,甚至是形成整个社区内的合作与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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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性别平权奋斗了一辈子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的传记《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大法官》(Notorious RBG),中文版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再来,就是要完善保障劳工权利的法律和制度。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对于外劳的人权侵犯不能单纯归因于个别雇主的剥削,而更是要看到排外的、不公平的政策所带来的结构性压迫。对于台湾而言,取缔高昂的中介费就是一个减少移工被剥削的对策,劳委会可以简化申请程序、降低规费,甚至是鼓励雇主办理直接雇佣。同时要建立起为外来移工提供维权服务的组织与机构,让这些在本地没有多少话语权的劳动者们也能投诉有门,争取自己的权益。只有改变这些系统性的压迫,才能转变雇主甚至整个社会对于帮佣的认知,不让人们成为压迫和歧视外来移工的体制共犯。

最后,不止要看到二元性别之间的压迫,更要在女性雇主和女性帮佣之间,承认并直视二者的种族、阶级、宗教等各类差异所带来的不平等。将这些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差异,转变为相互学习、相互连结的纽带,而不是将其视为雇主对外来移工的剥削、歧视的立足点。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见更多的克莱奥、更多的凤英、更多的 Baby,能够在保持自己经济独立、权利受到完善保障的情况下,得到自己理应获得的,来自雇主、家人、社会所给予的尊严。甚至不止是由这些女性来执行家务的劳动,男性同样可以承担起这类工作,打破陈腐的劳动性别界线,让人们在职业选择上能够享有更多的自由,减少人们在职场上所遭受的不公的性别歧视。

References
1、深圳百老汇电影中心百丽宫影城(微信公众号),《bc+ 回顾:菲律宾的「假独立」女性》,2019年8月。
2、蓝佩嘉《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三辉图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12月。
3、李易昆《他们为什么不行动?外籍劳工行动策略差别研究》,辅仁大学应用心理研究所硕士论文,1995年。
4、曹晋《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理论与实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